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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德纲家法梨园规矩和有限合伙制

2019/04/10 来源:乐山信息港

导读

Thomas Luo (骆轶航),PingWest 联合创始人、总。在硅谷和中国两地的科技创业和互联生态观察者,相信技术驱动创新进而使社会进

Thomas Luo (骆轶航),PingWest 联合创始人、总。在硅谷和中国两地的科技创业和互联生态观察者,相信技术驱动创新进而使社会进步。6年科技报道经历。

一家公司,忠占多少股?义占多少股?学艺卖身几年可以行权变现?是掌门还是董事会定下一任 CEO?

郭德纲的一部族谱和曹云金的一纸檄文,暴露了一个现代性的商业伦理问题。

在总舵主郭德纲的心里,德云社是一个“家天下”的曲艺团伙。自郭德纲起,往下云字辈、鹤字辈,再往下九字辈、筱字辈,渐次开枝散叶,宗族薪火绵延;传承的既是相声艺术,也是天地君亲师的伦理纲常。当师父的开门收徒,师徒是父子、亦是君臣主仆,生杀予夺,皆由师父掌握。一朝徒弟羽翼渐丰远走高飞,从此便是江湖仇人。逐出师门,除名族谱,场面上使绊子,暗地里绝生路,都能打着惩戒“欺师灭祖”的道义旗号,都是“家法”的自然延伸。这套规矩和做法,几百年以来就是这么下来的,中间断了个几十年,重新捡回来,那也是玩的溜溜的。

这一套从老艺人那儿传下来的伦理纲常,刻在了郭德纲的骨头里,也刻在了德云社的骨头里。不光是舵主郭德纲,从于谦开始,到“德云四少”岳云鹏、栾云平、孔云龙和陶云圣,再到下面的二百多口子人,几乎人人都认这套规矩,曹云金也认。好多委屈攒了六年都不说,一朝被正式宣告逐出族门,所有话一股脑儿全倒出来了。为什么?这事儿给他的刺激太深了,这种刺激和打击是伦理意义上的。骨子里曹云金是吃这套,也认这套的。

可从法律和商业意义上,德云社的运作实体是“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一家设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有限公司,是一家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股东按照认缴出资额行使权利,德云社的股东是郭德纲的夫人王惠和妻弟王俣钦,也是一家“家族企业”,可无论是家族企业还是有限公司,员工与老板之间都没有人身依附关系,且雇佣受劳动法保护。员工来去自由,若不违背法律法规和与雇主的合法约定,无需承担任何额外约束与道德风险。而常识告诉我们:一家现代企业员工的去留,往往取决于薪酬待遇、职业发展前景、工作氛围和办公室政治……对郭德纲和曹云金这些人来说,这些词儿完全是另一个话语体系的啊。

所以这件事的困境在于:这是一场19世纪和21世纪的逻辑拧巴在一起的冲突和缠斗。曹云金觉得当年给落魄的郭德纲交学费,替一文不名的郭德纲沏茶做饭喂狗,郭德纲教什么他才能学什么,还动辄得咎被赶出家门,这些都是天大的委屈;觉得德云社火了自己也红了之后,替德云社挣的钱大头儿都让郭师父拿走了,自己只能拿个小白领的工资,也都是天大的委屈。这些委屈,都是属于一个21世纪正常社会人和职场人的委屈。可曹云金因为被郭德纲逐出族谱伤透了心,写公开信大吐苦水,甚至祭出张文顺老先生的在天之灵,力证自己“云字辈”师兄地位之正,这些可争的就都是19世纪梨园班社台柱子和旧艺人的那口气了。用“你不是一个好老板”的逻辑声讨“你是一个坏师傅”,用21世纪的委屈争19世纪的那口气,肯定是争得上气不接下气的。

仿古的 “ 德云社家谱 ” ,用最新式的微博发布

曹云金这边“反皇帝不反朝廷”,郭德纲那边是明着油盐不进,暗着改弦更张。郭德纲的骨子里是一万个认同梨园行的班社制度和那一套规矩的,接受采访的时候也明着说过对做文化产业风险投资和德云社上市之类的事儿不感冒,我相信他是真没兴趣。梨园班社那一套的仪式感和尊卑秩序,有它的威风和无形的震慑力,也能培养情感和默契,更能绑架伦理,忽悠徒子徒孙放弃一部分金钱利益。但实际上,从徐德亮到李菁,从何云伟到曹云金,几番出走风波之后,德云社的利益分配机制变得比过去“科学”多了。曹云金没赶上的,岳云鹏和栾云平们可都赶上了。你看着岳云鹏一脸贞操地站在师父这边痛斥前师兄的背信弃义,那敢情全是因为纲常伦理和义薄云天?郭德纲说了:小岳岳自己接的商演,公司拿20%,他自己拿大头儿80%。在德云社现在的分配机制下,岳云鹏应该过得不算寒酸吧。

但是甭管暗地里钱怎么分,在德云社和郭德纲那儿,“欺师灭祖”仍是头号大罪,这是旗帜问题和路线问题,是法统也是道统。车可以向右拐,但灯必须还得往左打。郭德纲跟体制的曲艺协会分庭抗礼的基础,就是这套梨园曲艺班社体制的躯壳。只是时代变化,跪拜都改鞠躬了,遇到何云伟和曹云金这样的“贰臣贼子”,最多也就是舆论上和社会资源上使点绊子,不能灌哑了人家的嗓子,也不能挑了人家的脚筋。有人担心郭德纲借着重修族谱,要彻底恢复梨园班社的那一套,这也是有点瞎操心了,回去个壳儿而已,哪儿真的回得去啊。

旧式班社的代表 —— 富连成社,创办于1904年,科班中办学时间最长、造就人才最多、影响最为深远。建国后,主要师资力量被纳入体制内的新式学校:中国戏曲学院。

德云社像旧时代梨园班社那样的体制不可能真回去了,是跟公司治理、商业模式和利益分配机制相关的。

梨园班社和师徒制,是农耕经济时代中国商业机构的团队特色,是小作坊生产和经营的产物。不光是梨园界和曲艺界,遍布中国市井的绸缎庄、中药铺、点心店、照相馆甚至风水测字儿的,从瑞蚨祥到同仁堂到福聚德,都是师徒制。徒弟拜师进门带着点儿孝敬,托付的是身家性命。学徒期包吃住,白干活;学成之后在师父的店铺里当小伙计,领个糊口的嚼谷儿,仍然“寄养”在师父的店里;聪明机灵的,往上升个二查柜大查柜,做到了管理层;再往上有做到掌柜的,算是最高级的职业经理人了;师父的庙门小点儿,可能一辈子也就是高级伙计。甭管做到哪一层,从做学徒的第一代人开始,一家子几代效力于同一家商业机构,辅佐一个家族几代东家,那是常有的事。它既是一个公司,也是一家班社。在1956年“公私合营”之前,除了天津和上海的租界,中国城市里的商业机构大多数都是这么运作的。

这套梨园班社和师徒制,几百年以来之所以always works,跟社会结构、角色分工和商业流动性都有很大关系。一来如父子似君臣关系的师徒制,有宗法制度和天地君亲师的纲常伦理罩着,有其道德意义上的普遍合法性,当徒弟的跳个槽都怕被写进《贰臣传》,心里面就发虚。二来社会职业分工简单,个人选择机会有限,一个人一辈子改个行,比登天都难,可以选择的东家也少,自然就容易形成依附关系。三来商业流动性弱,师父和东家们的店铺开在北京四九城,扩张到天津上海的难度比现在高百倍;一个曲艺班子在天津劝业场演出,想在北京天桥撂个地儿,都得使出吃奶的劲儿来。本地做本地的生意,挣的就是那点糊口的辛苦钱,池子浅王八就嫌多,如果当徒弟和伙计的跑出来自立门户,又不太可能转行或者找“细分市场”,那就肯定直接抢师傅的饭碗和生意,自然就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

农耕文明、宗法制度、儒家纲常加上作坊经营,让班社和师徒体制既合理又合法,成为大部分人主动维护的旧秩序。

日后怎么做人呢? (图片来自《霸王别姬》

可郭德纲和德云社赶上的是什么时候啊?2005年前的郭德纲可以按梨园师徒班社的那一套隐形防护网材料
。可他和德云社火起来是因为北京电视台的报道,然后大江南北,郭德纲带着徒弟们从北京天桥到天津劝业场两个钟头就到了,去上海成都广州演个出几天就打个来回儿,去旧金山温哥华和新西兰等华人扎堆的地方走个场,也就是几个礼拜的事儿。卖票有各种互联和线下的票务机构;自己写博客,徒弟们也跟着写,后来又开微博,自己上千万粉丝,徒弟们几百万;再后来弄公众号,一大帮子人发点什么篇篇十万加。郭德纲和于谦红得发紫,李菁何云伟曹云金岳云鹏们红得发黑,演出和节目邀约应接不暇,各个都是IP,大IP带小IP。有场子、有观众,还有社交媒体和粉丝效应,自然就有流量和有银子,赚钱的能力远非旧时代的曲艺艺人可比,那是一个几何级爆炸式的增长。

钱多、人红加上是非多,在德云社里面拜祖宗拜师傅,按辈份尊卑和师傅关照分赏钱吃包饭;出了门一个个也都是自带粉丝前呼后拥——怎么还能按旧时候的规矩和章法,拿零头听吆喝?真的出去单飞单干,谁还真能断了谁的生路?胸有块垒但还拿得纲常说事儿,就会师徒反目,像徐德亮、李菁、何云伟和曹云金那样。

这套伦理秩序一旦随着时代变了,便不可能恢复。100多年前有一个叫袁世凯的人,一开始因为嗣父袁宝庆的关系,投靠李鸿章当了中堂大人的“学徒”,李鸿章甲午战败之后失势,袁世凯试图转投李的政敌翁同龢未果,险些被李鸿章逐出师门。袁的第一个“创业项目”是天津小站编练的新军,有慈禧太后和直隶总督荣禄的风险投资,吸纳了冯国璋段祺瑞王志珍曹锟等一干核心班底,后来演变成北洋六镇,朝廷的军队变成了袁世凯的私家军,披的是忠君爱国的外衣,真正搞的也是师徒制和班社的那一套。辛亥乱局后袁世凯逼清帝退位,换了共和的壳儿,就改变了伦理秩序的基础,旗下的北洋将领们觉得自己的身份可以从高级伙计升格为合伙人了;可袁世凯还是动了复辟“家天下”,自己做皇帝然后再传给儿子的心思,这就惹恼了自己的徒弟和伙计们;最后把袁世凯真正逼退和逼死的,不是孙中山,也不是蔡锷,正是这些前清时的忠孝旧部。

孙宏斌和柳传志,图片来源:搜狐

在改革开放后的前20年,中国民营和自由经济的重构阶段,资本市场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资本意志也还没现在这么强势,这个阶段的中国民营企业的内部治理和商业伦理,也保留着大量宗法和班社时代的遗迹,也上演过不少类似郭德纲师徒似的反目成仇。我熟悉的科技领域,柳传志和孙宏斌,任正非和李一男都是特别典型的例子。

孙宏斌是柳传志最早内定的联想体系接班人,25岁提拔到关键岗位,锐意改革业绩突出,力压一大批联想创业元老,但很快被柳传志发现有另立山头的“帮会”倾向,借着一场不大不小的内部经济案件,1991年柳传志把27岁的孙宏斌送进监狱。李一男也差不多是任正非最属意的早期接班人,27岁成为华为最年轻的副总裁,但李一男选择出走另立山头,拿着从华为拿出来的价值1000万元的电信设备,北上成立业务完全跟华为对着干的港湾络,结果被任正非和华为一路追杀,定点清除,6年后走投无路,重新被华为兼并。

但其中的不同是:柳传志借着经济案件送孙宏斌进监狱,是借“国法”行“家法”,孙宏斌出狱后又主动投资孙成立顺驰地产,助其东山再起,是诛人之后再诛心,过往相忘于江湖,算是个happy ending。而任正非一路剿杀李一男,吞并港湾络之后重新启用李一男做副总裁,不分配具体工作,在公司里专门给李一男设置一间四周透明的办公室,供所有员工和客人观瞻,这是彻头彻尾的“家法”,只诛人不诛心,诛完人再放逐,李一男自从2008年之后一路坎坷至今身陷囹圄,是一个sad ending。

柳传志与孙宏斌,任正非和李一男,在早年遇到的师徒反目都属于“新革命遇到了老问题”,商业秩序已经向前发展了,可骨子里的那些东西还没有变,新旧理念杂糅冲突,有点像德云社闹内讧的那个逻辑。不过随着商业环境变化,他们都找到了解决的办法:2000年柳传志将联想集团一分为二,分别交给了杨元庆和郭为(神州数码),算是做了第一次权力下放和利益再分配,杨元庆和郭为都成了联想的“主人”;联想控股上市之后,朱立南、赵令欢、陈绍鹏和陆正耀等人各领联想控股旗下每一块独立实体和业务,决策和财务双重自由,老柳身在董事会垂拱而治,也算是把自由资本市场、现代企业制度和“联想系”的宗法体制做了个有机结合,有利益分配,也有伦常纲纪。华为从2010年之后开始轮值CEO制度,自任老板唯一的合作伙伴——董事长孙亚芳以下,每个华为的“台柱子”——EMT(管理执行委员会)成员轮流做半年CEO,探讨制度建设,下放日常经营决策。这个办法更中国特色,不过华为是非上市公司,用什么模式治理是公司自己的事,只要有效就行。现在来看,也没谁拦住了华为成为全球第一流的企业不是?

“每个老板心里都住着一个郭德纲”无缝钢管价格
,前两天有个公众号叫“老道消息”的孩子写了篇文章,下了这么个标题。这话是对的,作为这片土地上长起来的一代代人,这一点也没什么可藏着掖着的,更没什么可值得大张挞伐的。等写文章的这孩子再过个五年,团队成员从现在的10个人扩张到几十个人一百个人的时候,以他的行文风格,他心里面也得住着个郭德纲,宽敞点儿没准还能再住进去一个柳传志。

而且,也不是所有现代企业的内部斗争都能往郭德纲这事儿和梨园班社的纲常伦理上套。滴滴的创始人程维和阿里巴巴的马云老师的冲突,腾讯创始人马化腾清理刘春宁,优酷的古永锵向公安举报前员工卢梵溪,这些都不算,从内部结构上看,中间隔着十万八千层呢,最多算是现代企业的前员工与雇主冲突的一种极端形式。奇虎360的创始人周鸿祎跟猎豹移动的创始人傅盛之间的冲突,倒真算得上是梨园班社遗风。傅盛觉得为360立下汗马功劳自己委屈了;周鸿祎觉得还不是我抬举你你才有的今天,有什么好得瑟的。

这都2010年代了,也都是中国概念股的翘楚公司,这种旧时代的情绪和道理还能左右很多事,可见文化这个东西不是盲肠,能说切割就切割的。

我知道,站在“创业者”和新经济资本推手的立场上,他们特别希望从郭德纲和曹云金反目这件事儿上找到点什么。出来单干的人越多,反抗“旧秩序”的人越多,他们所做的一切看上去才更合理。参与这件事讨论的互联从业者大多数站在曹云金这头儿。“老板们不喜欢的,不是你离职,而是你离职之后比原来过得还好,让人心散了,队伍不好带了”,好好听听,这话说得多冠冕堂皇啊,老板们内心都多阴暗龌龊啊,摆着宏观政策、数据增长、销售回款和监管压力都不顾,光掰着手指头算谁离职单干、谁挖我的人和我要弄死谁了,多闲啊。曹云金反目这事,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拼在一块儿,特应景。但是你们别忘了,曹云金是反皇上不反朝廷的,他跟你们想的可不是一回事啊。

郭德纲不是按现代企业制度的规矩出牌的人,估计算不上是个好老板;看曹云金的控诉还有李菁何云伟等人的帮衬,可能连好师父也算不上。就姑且当郭德纲把老板和师父这两个角儿都玩砸了,师徒制、梨园班社体制和现代企业制度之间,也未必就是“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关系。当年犯上作乱的人,当上了老板和师父,教育起下面儿的人忠君爱国起来,哪个可也没含糊过。

前面提到柳传志老爷子,把现在的联想控股,做到了自由资本市场、现代企业制度和“联想系”的班社体制的完美结合。其实不提柳老爷子,能做成像雷军那样也不错。但凡在市场上能称得上是个“XX系”的,哪个其实搞得还不是班社和师徒的那一套啊,关键是看你能不能为它增加现代性。

从左到右:傅盛,陈年,雷军,李学凌,俞永福,图片来源:china news website

这点不得不佩服雷军。“雷军系”自然以雷军本人为堂口老大,堂中坐着黎万强、李学凌、傅盛、陈年、王峰和毕胜一干脸面人物。他们当年大多都是雷军在金山的旧部。现在有的人在小米里面当中流砥柱,更多的出去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孵化”出了YY、猎豹、蓝港和凡客们,都拿了雷军的天使投资甚至中后期投资,让雷军坐在董事会里。尽管每个人都自立门户有自己的一个堂口,但小米发新产品他们都赶回来站台,自己的公司要发新产品、谈战略合作、流量支持、融资甚至上市,雷军差不多都出来背书和帮忙。雷军每年过生日,李学凌、陈年、傅盛和俞永福等人都会前往庆生,还有人拿雷军过生日照片出来,猜测席次里面有什么讲究。您要非跟我说这里面全是“契约精神”和现代企业制度,那我也真没辙,因为你确实能从这里面看到“班社体制”的影子。没错,这里面当然有股份、有利益,也有契约,可一纸SPA(股权购买协议)约束不住这帮人按着自己的固定套路,互抬轿子,彼此随时帮衬。这靠的当真不是合同,只能是情分,以及情分背后的一套私下里的规矩和纲常。再说了,以凡客去年面临的危难,雷军1亿美元又砸进去了。按着你们倡导的“契约精神”,哪家VC和PE会用这种方式给陈年雪中送炭?你说这背后的纲常和规矩,对陈年和凡客是好事坏事,又碍着谁了?

这两年,雷军用自己的大本营小米公司,又创造性地搭建了另一个新班社。所有小米投资的硬件公司,甭管是做智能手环的,做智能家居的,做平衡车的还是做无人机的,通通名字中都加了一个“米”字,大家都是“米字辈儿”的,我实在不能不说这是股权投资制和旧梨园班社制度相结合的神奇创造。雷军管这叫“小米生态体系”,里面的所有公司都跟小米的布局有关,这些公司都是初创团队,也有人暗地里抱怨小米的投资额不高占的股份不少,跟梨园师徒关系也挺像的,但它们有的雷军给站台帮衬,给介绍投资,有的能背靠小米的流量平台获得其它初创公司难以望其项背的订单量。这里面的值与不值,只有每个公司的创始人自己心里才能真的掂量清楚吧。

为什么都21世纪了,干的还是互联,雷军还借鉴梨园曲艺班社的这套呢?这里面有什么情结什么的我不清楚。但可以确定的一点是:互联圈江湖甚是险恶。有个帮派对自己来说,是招呼了一帮人同气相求,遇到跟周鸿祎这样的对手白刀子见红的时候,好歹也是个援手;对那些公司和创始人来说,说好了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遇到BAT这样的巨头觊觎的时候,有雷老板出面,或者能让对方有所忌惮,或者能让对方出个好价钱,总不至于吃太大的亏。旧梨园班社是为了每个人有口饭吃活下去,新时代的互联班社也是为了应对丛林法则的险恶世道。

没真正拜过师,没真正带过人的人,特别容易将旧时代的东西一律污名化、腐朽化,想用一套标准化的新模式推翻和打倒他们。以这次郭德纲跟曹云金的事为例,那么多人惊叹“怎么封建师徒家长制的这套还大行其道?”你看,你们一个个地已经自觉站队到社会主义文艺工作者“德艺双馨”的正确道路上去了。郭德纲可能不是好师父也不是好老板,那是他自己的事儿。其实再说句公道话,要不是他早年太落魄,活得太辛苦,他也未必当年像曹云金描述的那样,因为几千块钱学费将土地赶出家门露宿街头;他也未必会在大红大紫之后那么锱铢必较。他们相声界的祖师爷叫朱绍文,是天津人,艺名“穷不怕”,足见相声这个行当当年的落魄,根本不存富起来的希望,当然穷不怕。可一旦富起来了,能有几个真不怕返贫的。郭德纲那真的是穷怕了。

师徒制这回事,在现代中国仍然有它的土壤。计划经济年代国有工厂里的师父和徒弟,虽然都有组织管着,但私下里的关系,很多仍如同父子。一个东西,越是依靠经验、手艺和技巧传承,这种类似梨园曲艺界的师徒制和班社体制越是有它的生存空间,不可能彻底断绝。《中国好声音》里面周杰伦、汪峰、庾澄庆和那英抢什么呢?还不都是徒弟,还不都是自己看得上,觉得值得提携,日后没准也能帮衬师父一把的艺人胚子。您再到各大报社和媒体门口溜达一圈,部里的那一声声“老师”,除了个别强奸女实习生的衣冠禽兽之外,那可真是老师,从采访到写作再到日常读书,一点点地辅导和指教新入行的和。您问问现在那些知名的写字儿的媒体人,甭管他现在是主编社长,做娱乐还是做财经或者做社会,还是自己创业做新媒体和自媒体,有哪个人是没师承的?为什么媒体行当的跳槽,很多都是集体的?

有天我发了条朋友圈,说我可以跟《霸王别姬》里面的关师傅似的:“来啦?最近看什么书呢?怎么看李彦宏?怎么看罗振宇?怎么看滴滴收购Uber中国?非虚构写作靠谱嘛?来,试着写个开头儿吧……您这孩子,没吃这碗饭的命,您带走吧/您这孩子我收下了,祖师爷赏他饭吃了”。

这话还真不完全是开玩笑。写报道这回事跟写代码不一样,祖师爷不赏饭吃的,带不出来。可带一个人,就得把自己的阅读、经历、采访和写作技巧,言传身教,一点一滴地授出去,修订提纲,改文章的每一个句子,盯着读每一本书,难以速成。花的是时间,费的是心血,养出来的自然就是情分。只不过在利益分配上,确实得想点新的办法了。以当下媒体行业的收入水准和人才培养机制,再好的苗子,再有情分也保不住就溜了合肥注浆机报价
。我要是再学郭德纲,写一篇稿给人家一百五,那就彻底都留不住了。

其实,无论郭德纲的德云社还是新媒体行业,本质上都是靠个人的才情、勤奋和成就撑起来的行业,跟风险投资、律师和会计师等行业的基本道理差不多。可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和风险投资行业早就用“有限合伙制”完成科学的利益分配了:经过历练,资深的从业者升格为合伙人,收入主要靠carry,也就是佣金分成;背后的机构挂着班社的招牌,负责接生意、收管理费、培育新人,给新人和行政人员发工资。这套东西是舶来品,但在中国也用了有20年了,事实上证明它是成功的。背后有招牌,有规矩,也有师承,但利益分配倾向“名角儿”的贡献,挺合理,也合法。

按这个模式,德云社完全可以变成“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从于谦老师往下,岳云鹏、栾云平、孔云龙和陶云圣这些已经成名的角儿,都当这家有限合伙企业的LP(有限合伙人),无论德云社自己的演出还是外面接的演出,按比例收取大头儿佣金,余下的归德云社合伙企业的管理公司(GP)——“北京德云社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用作管理费,维持公司的日常发展和其它非合伙人演员的工资开销。里面是这套利益分配的规矩,外面有师承、有族谱,开枝散叶,互相提携,讲究情分,恪守规矩,把相声说好,把西河大鼓唱好,我们喜欢听,你们有钱赚。

我这是有点瞎替人家操心了,但这事没准能成。作为一家新媒体公司的老板,这套有限合伙制,我也准备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试试。其实你看郭德纲他师哥、相声大师马季的儿子马东创办的“米未传媒”,多少也是这个套路。从《奇葩说》开始,马东、高晓松和蔡康永三个“大IP”,培育出姜思达肖骁马薇薇邱晨等一干“小IP”,大IP带着小IP,一档一档开发节目,公司的归公司,经纪的归经纪,个人的归个人。你说这是不是也有点旧时代梨园和班社的影子?我看是。

题图来源:百度视频

郭德纲

Thomas Luo (骆轶航),PingWest 联合创始人、总。在硅谷和中国两地的科技创业和互联生态观察者,相信技术驱动创新进而使社会进步。6年科技报道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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